个人认为还是Johnny Cash的翻唱超过了原唱NIN

怪不得Trent听了后都感动得哭了

Hurt

I hurt myself today
今天我又伤害了自己
to see if I still feel
是想知道我是否还有感知的气力
I focus on the pain
我凝神体会着这痛楚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那是唯一真实的事物
the needle tears a hole
针尖蜇噬着伤口
the old familiar sting
仿佛旧日惯常的刺痛
try to kill it all away
也试着让这一切湮灭再不重现
but I remember everything
可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what have I become?
我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my sweetest friend
我最亲密的挚友
everyone I know goes away in the end
与我相知的每个人 皆已化作尘土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但他们所拥有的远胜于我在尘世中拥有的全部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 you hurt
恐怕我会辜负你的期望 恐怕我会让你受伤
I wear this crown of thorns on my liar's chair
full of broken thoughts
我背负荆棘向主献上我的灵魂 祭于那为我而备的说谎者之位 那里满溢着破碎的片段
I cannot repair beneath the stain of time
the feeling disappears
但我已无法弥补 在岁月的污点之下 知觉渐渐消失
you are someone else
你已再世轮回
I am still right here
我却仍在尘世
what have I become?
我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my sweetest friend
我最亲密的挚友
everyone I know goes away in the end
与我相知的每个人 皆已化作尘土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of dirt
但他们所拥有的远胜于我在尘世中拥有的全部
I will let you down I will make you hurt
恐怕我会辜负你的期望 恐怕我会让你受伤
If I could start again a million miles away
如若我能再启征程
I would keep myself I would find a way
我会保有真原的灵肉 求索那修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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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正露丸，没有服用过，用过的都说好，各大药店有售，50粒32金。

泰国，和胃整肠丸，前后用过2瓶，效果不错，

50粒12金。

药虽好，

可不要贪嘴哦。。。。

辛亥百年《三联生活周刊》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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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1911年10月18日，起义军对汉口北面的一支清军发起了攻击。他们的弹药不久便耗尽了，而清军却得到了援军的支持，起 义军不得不撤退。激战使城市变成了一片焦土，大片的民房被毁坏，当地人民流离逃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图为民国初年北京施粥厂儿童食粥的情形。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同车间20多名工友，已有14名莫名罹病去世。一个极端的污染案例揭开了多氯联苯的全国遗毒。为何全球通缉却在中国治理缓慢？为何全国封存却见非法拆解？为何与公众息息相关却不公布封存点信息？

与二恶英、滴滴涕齐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全球禁用的污染物——多氯联苯（PCBs），四十年后，依然遗毒中国。

身患鼻咽癌的老电工郭汝中怀疑自己是受害者。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统计的同车间20多名工友中，已有14名罹病去世，“癌症9人，肾损害2人，神经疾病1人，心血管疾病2人。”

“这很可能是世界上PCBs最极端的职业暴露个案。”多位与郭汝中接触过的环境学者分析说，作为世界公害史中最声名狼藉的化学污染物之一，被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禁用，“PCBs是能通过内分泌和遗传系统的变异、祸及子孙的遗患。”

1965年至1974年间，中国曾生产了约1万吨PCBs，贻害远未消除。“由于危害并不直接，其严重性一直受到忽视。”有学者评价说，虽然禁用PCB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自2004年对中国生效，但治理依然缓慢。

而与公众安全息息相关的PCBs封存点信息依然罕有公开。而伴随非法电子拆解和部分PCBs封存点的泄漏，PCBs污染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播散，阴霾正挥之难去。

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启动对持久性有机污染从生产、流通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

最极端的职业暴露

年逾花甲的郭汝中已孤独地探寻了20年。他和工友们越来越坚定地将祸首指向PCBs。

1971年，年轻的郭汝中分配到原铁道部四川资阳机车厂（现南车集团资阳机车有限公司）铸造分厂精铸车间时，正是含PCBs电容器在中国的生产和使用的高峰。

PCBs主要以封闭方式用于电容器。来自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到1974年间，中国共生产了47万台此类电容器，除电力系统外，许多被用于大型非电力工业企业，如今仍有15000至25000台在使用。

“全厂前后至少进了超过500台。”郭汝中说。破损电容器维修很快成为重要工作。“当时为了争夺红旗班组，大家还抢着值班擦洗破损的电容器。”

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正是危及工人健康中的致命一环。

没有人意识到多氯联苯的强毒性，修理过程无任何防护措施，擦洗、烘干、修补都是徒手进行。下班后，大家涂抹三四次肥皂、冲洗几次都消除不了难闻的苦杏仁味。

噩梦始于1970年代末，一些工人开始出现治不好的皮肤瘙痒。郭汝中“老觉得肝区被塞进了一个东西”，而此时老同事大多已患上肝肾、神经性、皮肤等疾病。

郭汝中后来发现，这几乎完全吻合PCBs的全部危害特征：“致癌物、易造成脑部、皮肤及内脏的疾病，并影响神经、生殖及免疫系统。”

1986年，当发明电容器修理新工艺的工厂劳动模范杨林昌第一个因癌症去世时，没有人知道厄运将接二连三地降临：1990年，郭汝中被确诊为鼻咽癌，紧接两年时间里，就有4名工人被癌症夺去生命。

“仅一个小小的精铸熔化、浇铸现场，人员配置总数不到20人，1995年时就已有13人死亡。”其中，有两名年仅20多岁。在郭汝中有多名同事作证签名的调查笔记中，活着的工友有3人现患癌症，肝病患者10多人。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80年代新进入精铸车间的工人则无此遭遇。

中科院院士徐晓白、研究员储少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等人都成了郭汝中拜访的对象，他怀疑过石棉、稀土、塑料制品、电磁辐射污染、绝缘材料等，最终把怀疑重点锁定在PCBs。1993年出版的《常见有毒化学品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技术与监测方法》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到相关权威信息”。他愕然发现，原来在1991年，国家环保局就已明令禁止PCBs的生产和使用，并要求封存含PCBs的电容器。而更早的1974年，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下达生产禁令。

郭汝中很快找到当地相关部门。但令他惊讶的是，当时资阳所有的劳动安全、卫生防疫、环保部门竟无人知道PCBs，“对主要的管理部门还要提供复印的资料和法规”。

工厂内破损报废的PCBs电容器更是到处乱扔。1995年，他向国家环保局局长用挂号信寄去了有关资料和八张污染现场照片后，工厂才把十多处乱放的近百只破损电容器匆忙收集运走，“但直到1996年铸造分厂还有312只这种电容器在使用。”

“机车厂的这位老师傅（指郭汝中）确实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资阳市环保局副局长陈家林说。工厂后来将换下的249只电容器封存在山洞，在2009年已与部分受污染土壤全部清运至天津进行危废处理。

（明镜/图）

全球迁移，遗祸三代

通过父亲在台湾的朋友帮助，1979年的台湾“米糠油”事件进入郭汝中的视野。这时他才知道，自从1881年人类首次于实验室合成PCBs后，对其毒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止。

1936年，发生在纽约哈罗威克斯公司的病例揭开了PCBs的毒性之谜。当时暴露于PCBs的三名员工死亡，其中两名发现有严重的肝损伤。

1969年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PCBs容易随食物链递升而大量富集，鱼类PCBs的含量为湖水的83万倍，食鱼的水鸟则高达2500万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说，人作为食物链中最高级的动物，处于最危险境地。

震惊全世界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则首度吸引了大众的关注。1968年，1800名日本民众因摄入受PCBs污染的米糠油，导致大范围中毒。该事件甚至产生了一个日语新词汇“油病（Yusho）”。

1979年台湾2000名民众的遭遇如出一辙。学者对受污染母亲所生子女跟踪研究后发现，四分之一儿童因受呼吸道感染而于四岁前离世。当发育至八岁，仍有部分儿童出现指甲畸形、慢性中耳炎和支气管炎病症。“研究证实PCBs的危害效应已经传递到受害者的第三代。”余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资阳的案例或许相似。郭汝中告诉前来探望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无法生育或畸形儿的出现，已成了老工人们的梦魇。

关于PCBs毒性的证据在不断增加。中科院院士徐晓白和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毕新慧发现，从北极的海豹到南极的海鸟蛋，甚至从美国、日本和瑞典许多国家的人乳中均检测出PCBs。毕新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是由于其低溶解性、高稳定性和半挥发性，能够远程迁移，才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2009年，由于检测发现罗讷河和索恩河的生物多氯联苯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法国罗讷省政府发布公告，禁止人们食用从这两条河流里捕捞的鱼类。

更糟糕的是，“它的降解甚至比滴滴涕还要难。”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曾永平研究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

封存点为何不公开

然而，由于国内罕有相关病理学研究，这种毒性极深的污染物一直远离公众视野，如同幽灵般存在。

“1991年国家环保局和能源部就联合要求加强管理，禁止出售、收购、拆解，要求封存和清单调查。封存还需要省级环保部门批准。”郭汝中说。但就他多年观察，这一规定在斯德哥尔摩公约2004年对中国正式生效前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多位专家称，电力系统的调查相对完善，处置也相对合理，非电力系统企业的含PCBs电力装置去向和处理最让人担忧。

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刘新会教授等人于2008年共同编著的《中国PCBs削减处置初步战略研究》显示，中国生产的约1万吨PCBs中，其中9000多吨为含三氯为主的PCB3，主要用于电容器，其余1000多吨以五氯为主（PCB5）。

与电容器特定使用范畴不同，PCB5则以开放方式用于油漆等常见物中，“开放式使用的PCBs已流失进入环境介质。”研究报告说。

PCBs生产企业、电容器厂、油漆厂大多位于大城市，如西安、上海、苏州、广州、天津、大连等地。

“中国生产的含PCBs电容器，估算仍有15000至25000台在使用，其中1018台已被核实，主要集中于非电力系统。”刘新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消除PCBs污染的工作进展缓慢。“文革时期的混乱造成记录缺失，为清单调查带来了很多困难。”余刚说，许多非电力企业甚至连清单调查也很难完成，遑谈追踪电容器去向。“几乎每年都做，但罕有新的数据。”中科院研究员郑明辉说。

甚至拥有作为履约项目、与世行合作“中国PCBs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的浙江省，其治理工作同样困难。“原定是2006年至2009年完成，但现在已决定延至今年年底。”浙江省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宇介绍。

尽管总投资已超过亿元，资金仍在掣肘。张宇承认，PCBs的治理成本高昂，每只电容器处理需要3万元，而每吨土壤则要3千元。

浙江省环保厅向南方周末证实，根据浙江省的清单调查，确定的含PCBs电容器封存点有43个。“有的在闹市，有的在远离人烟的山洞；规模也有大有小，大的两三百只，小的只有两三只。”张宇说，“目前已经完成了2个，年底前争取完成10个点。”

对于浙江省内具体的封存点，多位官员均以担心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为由拒绝透露。参与台州峰江项目处置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沈超峰同样以保密要求为由婉拒了南方周末采访。而参与世行示范项目运作的杭州大地环保公司的项目经理魏丽也以公司签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透露。

而更多省份的封存点依然是个谜。多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环保部近年来一直在实施清单调查，但罕有公布。按照原先的计划，“2010年组织实施全国清单初步调查并完成示范省清单，确定治理的第一阶段清单。”这一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但未见公布。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4年正式生效，中国是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缔约方严控POPs，首批包括12 种，被称为“肮脏的一打”：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苯、多氯联苯、二恶英和呋喃。与常规污染物不同，POPs极难降解，会在全球迁移，并沿食物链浓缩放大，不仅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而且还会干扰内分泌，影响数代人。

正在泄漏的定时

“中国的部分PCBs电容器封存点已经出现了泄漏状况。”多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专家承认，加快履约进展刻不容缓。

“PCBs电容器就像一颗化学定时，我们需要重新进行检查，确定当时封存填埋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标准。”厦门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水平说。他刚刚发表的以资阳机车厂为采样的研究论文发现，其采样的PCBs土壤检测值远远超过了2009年机车厂电容器处置报告所附的合格数据。

“这说明当地应该有比较严重的泄漏，机车厂依然是一个潜在的污染物，应该引起重视。需要进一步稽查。”吴水平说。

刘新会则以不点名的方式称，研究发现“在某些受污染区域的牛奶和鸡蛋等食品的PCBs含量确曾超过国家标准，人的血液和母乳中PCBs含量也比正常人群高”。

受害的绝不仅仅是封存点附近居民。浙江省环保系统人士称，台州市在1989年曾发生过两起非法倒卖、拆解数千只含PCBs的电容器案件，一度惊动了中央。

“当地农民从各地收来各种型号的废旧电容器，运回本地拆解，将里面的铝箔材料重新加工后出售，多数销往广东一带作迷信用品，少量被用于食品包装。这些铝箔不乏经PCBs浸渍，残留量不低，拆出的含PCBs油液则卖给橡胶厂作添加剂，或被当做拖拉机燃油。”知情者引述当时的报道说。

虽然办案人员当时就曾将受PCBs油液浸润严重的地皮刨去一层15厘米厚、重约5吨的泥土，但多年以后，研究人员依然发现了该地潜在的PCBs威胁。

资阳机车厂佐证了废弃电容器的非法流失。郭汝中说，不包括已封存的电容器，1996年厂内尚在使用的就有312台，但2009年进行清运处理时，却只有249台，莫名遗失了60多台。

唯一可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中国对PCBs的研究与国外同步，产业还未来得及大规模扩大就被叫停。“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落后，反而因祸得福，比国外治理的压力小得多。”郑明辉说。

一种封闭式自行车高速路的想象图，道内可防止下雨等自然变化，未来还可能有气流动力助推。它可替代汽车高速路连接城市。

荷兰一名自行车爱好者骑车前往郊外野餐时拍摄的自行车道，这里没有汽车抢道，下沉隧道直接穿过公路。 （

在德国传统的工业重地鲁尔区，鲁尔地区协会目前正在与政府合作实施这种交通项目，路宽5米，全长约60公里，串联起鲁尔区数个城市。

在经历了西方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汽车的疯狂演变后，以汽车为中心的公路交通正在出现由“四轮”到“两轮”的回归。

“堵”出来的自行车高速路

德国“明镜”网站曾报道过慕尼黑2011年8月末一个普通周二近乎疯狂的道路争夺大战：拥挤的道路交通，自行车大军在汽车洪流中蜿蜒穿行，仅一个早上就有11例涉及自行车骑行的交通事故，没有警方记录的刮蹭、语言及肢体摩擦更难以统计。

过去以汽车为尊的道路交通文化开始变化。汽车驾驶者变得弱势：不时会有人骑车经过挡路的汽车时敲敲车窗，好像占了路是多么不能饶恕的罪过。红灯时，时有自行车嗖地一下骑过，一脸潇洒，那表情好像在说：“嘿，我们在为低碳减排做贡献哪！”

原有的道路权力平衡正随着自行车群体的壮大而发生倾斜。这已长期困扰鲁尔区。据鲁尔地区协会交通质量管理部的哈罗德·斯皮尔灵（Harald Spiering）向记者介绍，作为德国传统工业区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车流早已拥堵不堪。以A40——鲁尔区最古老的一条连接东西部的高速路为例，每天通行车辆达10万车次以上，高峰时段车速勉强二三十公里／小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斯皮尔灵和道路交通专家温弗里德·萨格拉（Winfried Sagolla）就有了自行车高速路的灵感，但初始版本是一个“自行车友好”项目，呼吁这条公路停驶一天，让权给自行车。但当时未获支持。直到2010年才“梦想成真”。A40公路果真停驶一天，取而代之的是大批自行车爱好者、轮滑者、行人。

“高速公路开放日”不仅成功吸引了公众参与和媒体关注，公路沿线一些地区政府也开始抛出橄榄枝。目前，鲁尔地区协会已在规划设计一条连接杜伊斯堡与多特蒙德的自行车高速道，而另有5个小城都表示出合作愿望。

萨格拉非常看好这条自行车高速路未来能带来的巨大便利。建成后，预计将有200万人选择使用，特别对平时生活、工作骑行半径在10到20公里的自行车一族将别具吸引力。

德国已悄然成为欧洲最大的自行车消费国，自行车数量达到7000多万辆，是轿车的约1.6倍。2002年德国政府花费2亿欧元建设自行车道。目前在全德国3.8万公里的联邦公路中，近半数都修建了自行车道。

更令自行车爱好者欣喜的是，有德媒报道称，德国正在研发靠气流助力的封闭自行车高速公路：在高速道内补充大型的流动气流，骑行者可获得气流的助力推动，省力、提速又可避免汗流浃背。尽管目前还未有技术上的真正突破，但德国发达的自行车专用道网络已为进一步升级做好了充分铺垫。

未来城市新宠

实际上，这种为普通自行车道网络“升级”的做法并非德国独创。理想中低碳、高效的自行车高速路网络现正在欧洲铺开。

作为闻名的自行车王国，1600万人的荷兰却拥有约1800万辆自行车。首都阿姆斯特丹从新区LJBURG进入老城区，开汽车要绕行一大圈，但自行车的专用高速路则直接连接两地。中途有一座纳西欧大桥，只允许自行车和行人经过。

当地规划署官员对自行车高速道的功能有四大概括：减少了噪声、空气污染、市民的臃肿肥胖和被汽车占满的难看街景。

目前，荷兰全国有5条自行车高速路，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阿姆斯特丹并称欧洲两大自行车之都，前者拥有自行车道长度约400公里，相当于8条北京三环的长度。2011年底，两条共15公里长、连接市区和郊区的自行车高速路将建成，2012年再建成第三条。

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荷兰等国的自行车道围绕在首都周边，直接目的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市区连接郊区的自行车高速路越来越受城市主政者和上班族的青睐。在伦敦市长约翰逊的大力推广下，从伦敦南部到市中心，一条8.5英里长的自行车高速路于2010年7月刚刚启用，保证了郊区上班族的交通需要。自行车高速路使用了亮蓝色作为道路颜色标识，也正表达了自行车自由驰骋的概念。

这是伦敦计划中12条自行车高速路的第一批实验性线路之一，目前每天约有5000辆自行车经过。伦敦市交通委员会的目标是，到2013年全市自行车出行将增加到每天2.7万辆，到2025年自行车骑行人次将比2000年增长4倍。

而对于自行车高速路骑行者的安全，也在道路交通专家的考虑和政府实践之中。首先是加强自行车使用的安全。荷兰的经验是，在给予骑行者随性自由空间的同时，提供一套完整的安全意识规范。从幼儿园开始，自行车安全行为和骑车必有的礼貌（如转弯时应先伸手示意）就被列为教育内容。

 

 

 

 

　　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对话杜导正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谈时局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的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这口锅里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杜导正：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人物周刊： 最近刚好是辛亥革命100年，你如何评价这100年？

　　杜导正：孙中山在中国、在共产党内、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帜，在台湾，连民进党也不敢否认。现在内地没有主动利用辛亥百年这个时机推动民主进程，可惜了。

　　我们回头去看“三民主义”，还是对的。毛泽东错误很多，但他在解决国家独立这个问题上，历史地看，他所代表的集体是有功劳的。我们小时候，看报纸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要灭亡了，今天东三省丢了，接着察哈尔、热河丢了。国家要独立，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孙中山先提出来了，蒋介石也想解决，最后解决的是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条，但现在腐败、贫富悬殊成这个样子，就要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来制衡，我们现在表扬几个道德模范，没有用啊。内部的腐败靠自己很难根治，你左手生个大疮，用右手开刀来挖，下不了手。

　　目前应该做的是3条。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当政者内部不同的声音吗？

　　杜导正：现在官场里也有好人。一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跟我说，他有一次到一个省，省委书记公开地跟他介绍情况是一套，会后两个人悄悄谈，那个省委书记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得不说的。

　　我总结这辈子的经验教训，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我觉得这适用所有问题。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100年来的动荡，清末如果改良成功，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国会是另一番局面。

　　杜导正：光绪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失败了嘛，慈禧把他镇压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许私人办报，上海一下子办了一百多家报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中国现在就担心这个。历史教训太多，都是血和泪的。

　　人物周刊：美国现在掀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些中国人为此而欢呼，认为西方正在衰落，东方正在崛起。

　　杜导正：西方民主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绝对不是大问题。他们再闹也不会搞到陈胜吴广的武装暴动，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不断改革不断修正错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稳定的，内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稳定得多。

　　人物周刊：如今最令中国各级政府紧张的一个词是：维稳。你觉得社会怎样才会稳定？

　　杜导正：现在大的革命在中国搞不起来，小小的动乱少不了。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进党内民主外，还要赶快推进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现人大代表名额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额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意见不错。

　　人物周刊：最近广东有个小孩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个路人经过但都没有施救，你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杜导正：这个现象背后是道德滑坡，还有法制不健全，我救了你以后，如果你反咬一口，我反而要坐牢。

　　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道德教育太差，现在中国拼命搞科学技术，你看，国家现在不怎么奖励人文方面的东西，只奖励科学技术，这和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对人文科学不怎么奖励，就培养了高尔基几个听话的文人，主要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人。

　　谈往事与反思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后悔？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

　　杜导正：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里，我非常听党的话，因此党对我也对，党错我也错，我被人整，整人也是很狠的。

　　人物周刊：吴思说，你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经历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反思。

　　杜导正：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糊里糊涂地错杀过人。1939年，我16岁，是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参与，是别的人做的，也是很残忍的。繁峙县柏家庄一个村干部被泽青岭据点的日本人叫去当了维持会会长。他的女儿参加我们的工作，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一个成员，姓杨，大概十六七岁，漂漂亮亮的。有一支游击队过来，她跟着游击队打游击，那个连长喜欢上她，两人开始交往。因为她的父亲是汉奸，她又和连长好，连队决定把她枪毙掉。那天晚上，开枪怕引起日本人注意，就把她推到沟里用石头砸死。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是真实故事。过去战争期间这些账不好追究，都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要清算，那我也是有责任的。    

　　人物周刊：你对1947年的土改有过反思？

　　杜导正：1947年，邓拓派了我在内的3个《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到定县参加土改。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现在证明董东是对的，我是错的。

　　人物周刊：1949年之后，你曾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杜导正：庐山会议前，我跟错误的东西跟得很紧，在历史上应该承担责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力量，在主张和实践上基本是正确的，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得出乎意料地好，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威信得到了确认。

　　那时就跟毛泽东保持距离的人有，但很少。李锐、李慎之、谢韬、王若水是觉悟早一点的。邓拓是我的老上级，他是紧跟毛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就是他做的。到后来，邓拓开始了独立思考，认为毛有错的东西，一下就被干掉了，毛还骂他“蹲着茅坑不拉屎”、“死人办报”。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就算毛有点失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当中加深理解。1956年，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派到广东，回北京开会时，中新社的代社长张帆请我吃饭，从饭馆回他家的路上，我还对他说：“现在中央的路线方针都是正确的，我们不需要独立思考，这个主张那个主张，就是按照毛主席那一套搞下去就很顺利，紧紧跟着就行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地球和中国就像个白面团一样，捏成什么样都可以。全党都是这样的气氛，所以毛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当然他要负主要责任。

　　人物周刊：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你持什么样的态度？

　　杜导正：这六七年，大体上毛泽东是一条路线，刘少奇、邓子恢、陈云、薄一波，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

　　我当时站在毛这一方，但我是不自觉的，我不了解这种矛盾，也不了解后果，只是认为合作化是对的。但我下乡采访时，就觉得老百姓不是很愿意，他们刚得到土地，又要交回去。当时华北局办了一个通俗刊物叫《华北人民》，实际上是我在那里搞的，大吹特吹合作化，办了个专栏叫“合作化问答”，这是赵树理给我出的主意，说问答这个形式老百姓乐于接受，配有大量的连环画。这对合作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多年之后，我给人家写文章，登门道歉。有人原谅了我，有的没有。我去拜访其中一位时，敲门，他出来了，看见我，没有笑容。临走时，我跟他握手，他的手是直的，冷冷的。我一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了。你搞得人家那么惨，人家不接受你的道歉。但从我自己来说，良心上好受了一些。

　　所以说，这些重大错误，基本上都有我的一份。那时候，每个人的做法还是有差别的。曾彦修原来是康生的秘书，“反右”时，他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民出版社要划出12个右派，划到11个的时候，他划不下去了。你看曾彦修啊，在紧要关头，人家的品德就出来了，他把自己划成了右派。我在紧要关头不如他。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过来的？

　　杜导正：我的老伴续志先，当时是广东省轻工厅的科长，下放到英德干校，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回来。小女儿陪我蹲过牛棚。“文革”斗了我54场，我记得很清楚。有时候两三个钟头，有时候三四个钟头。有一次在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礼堂，我站在那里，那时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实在挺不住，天气那么热，也斗了两个钟头了，我就想提要求。刚说“同志们”几个字，下面就有人叫，丢你个老母，谁让你喊同志？我说，能不能让我坐地上啊？下面的人说，丢你个老母，还想坐。我很狡猾，就从站的地方慢慢往后面墙上靠，看他们也没反应，出溜着就坐下了。

　　当时广东分社有个炊事员叫姚伟，别人强迫他参加批斗会。他在会上一句话不说。我蹲牛棚的时候经常是吃饭时间，大家都吃完了，食堂都没吃的了，但姚伟每次都在厨房的锅里给我留一碗饭，一点空心菜。他在炉灶前烧火，有个小木板凳，看到我来了，一脚踢过来，意思是让我坐，但他一句话也不说。这让我很感动。我以前还整过人家。为什么呢？他第一个老婆没孩子生，他没离婚，又娶了第二个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我找过他谈话，让他要么离婚、要么离开。你看，人家也没报复我。

　　人物周刊：“文革”开始时，陶铸被毛泽东提为中国的“第四把手”，从广东调到北京，为何转瞬又被打倒？

　　杜导正：当年在广东，陶铸走之前，找了包括我在内的身边4个最亲近的人谈了一次话。他不愿意到中央去，但是命令已经下来了。他说，老杜啊，“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咱们过去信仰的马列主义看来过时了，现在是毛泽东一套新的理论，咱们不懂，先跟一段再说吧。他到北京后跟了一段，越跟越觉得不是味道。他后来说，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这是他跟他的老婆曾志说的话，曾志后来告诉我的。他决定不干了，变得消极。毛就把他搞下来了。

　　毛泽东不够朋友到什么程度，他这么欣赏的第四把手，斗了他两次，第六天就派飞机把陶铸送到安徽合肥，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里面就一张床，把窗户和门口都用木头板子钉死，他待了十来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叫“陶铸”，叫“62号”。

　　人物周刊：到“文革”后期，党内反对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杜导正：粉碎“四人帮”前，邓小平把赵从广东调到四川去，把韦国清从广西调到广东。遇到大事，韦国清便和我们几个人商量。

　　周恩来病重之后，邓小平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把邓小平看成主要的阻力。1976年初，邓小平被开除党籍。中央给广东的韦国清发来电报，让他次日拂晓前回电表态。韦国清大半夜把我、萧洪达、吴南生几个人找来，商量怎么回电。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为难。说同意开除邓小平党籍吧，不行。说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韦国清当时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们拼了。你看看，“四人帮”把党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下面与毛的矛盾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爆发点上了。

　　我们已经策划了几个方案。出于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蔡锷起义一样，我们只要登高一呼，全国都会响应，“四人帮”的力量，马上稀里哗啦就垮了。我们也估计了手里能掌握的几个军，比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他是能够响应的。当时缺个指挥，朱德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当时还想到一个人：叶剑英。“四人帮”手里也有点力量，主要是上海有点民兵，大概有几个军。我们的基础更大，因为毛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人物周刊：“文革”后，关于张志新的事情，新华社辽宁分社写了内参到新华社总社，是你没同意发表？

　　杜导正：当时我是国内部主任，一般的稿子他们自己发了，我不看，重大的有不同意见的稿子送给我看。我记得，那天上午，内参组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下，就送到我那里了。稿子附着的那几幅枪毙张志新的照片还保存在我的抽屉里。内参组最后的总体意见就是，发表文章不发照片。我一看，这么残忍，当时就说，内参照片和文字什么也不要发。那个稿子就没有发。

　　过了一段时间，《光明日报》拿到这个材料。当时《光明日报》的第三把手是马沛文，他胆子大，说别人不发我们发。他派了陈禹山到辽宁去采访，发表之后引起巨大轰动。

　　谈新民主主义

　　人物周刊：《炎黄春秋》这批人有着怎样的理念？

　　杜导正：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个团队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我们这里面，大主张一样，小主张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也有乐观一点的，基本上可称作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不起战乱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劲地在打仗，国家搞得稀巴烂。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那么好的形势，老老实实搞建设多好，却一个劲地搞政治运动。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个和平环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怎么困难，也有白面馒头吃、有衣服穿。中国人本来是最好统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闹。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主动地改革，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网络、报刊、民间知识分子这个力量为主体，上级要呼应。

　　人物周刊：新民主主义的话题最近讨论得很热，有人觉得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用的理论资源，你怎么看？

　　杜导正：我在《炎黄春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回归”就是回到《共同纲领》，回归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共同纲领》是比较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方针上的一种规范，所以现在要非常重视《共同纲领》。我后面又讲到“发展”，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党内进步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有局限性。这六十多年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本身也需要发展。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的东西，无产阶级把它拿过来，所谓的“新”，我认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广大人民的这一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是从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

　　只要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嘛。这叫个什么主义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看过邓小平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记录。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是留学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去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后来又派代表来北京，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就说了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你们现在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人物周刊：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拨老同志，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们理解的“新”的任务是两条。第一条，彻底解决主仆关系，还权于民，搞民主法治，走宪政的道路。第二条，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蒋经国那个口号——“均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均富在中国历史上有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几千年的社会基础，最爱这个口号的是村庄里的流氓。总之，我要强调一下，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消灭了差别，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和创造力就消失了。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人过得好一点，有人过得差一点。

　　人物周刊：你觉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杜导正：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北欧的道路，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道路。但这些都是小国，大国不好搞。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用什么样的步伐往前走才是合适的？

　　杜导正：政治上，我和周围朋友同意中央的口号：循序渐进。因为中国一整套儒家传统文化，天地君亲师，从小就灌输这个；加上我们后来又从苏联搞来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输了几十年，这套思想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有了惯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国搞民主宪政一定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先搞党内民主，这很稳妥的，党内搞你还是共产党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进步了、宽容了。你看我在大的问题上提了那么多和现在党中央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过去，早被抓起来了。

　　谈人生

　　人物周刊：你已经88岁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现在是想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看世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清楚。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文明繁荣灿烂，但也会消亡。地球也会消亡。宇宙中每一秒都有星球消失、有星球诞生，所以不要说谁谁谁万岁，每个王朝都说万岁，但万岁得了吗？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随着你们这批老人的离去，体制内推动改革的力量会削弱，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杜导正：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中年人起来了，问题是他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影响大。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未来持何种态度？

　　杜导正：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杜导正：有两条理由。第一，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一定会好起来。另一个，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逆者亡，顺者昌。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经济已经上来了，国民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网络非常厉害，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一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对错各占几分？

　　杜导正：我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娃娃党员，读了点书，有成功有失败。之后不断地思考学习，放开思想，不被框框束缚。对共产党的东西我采取公平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要情绪化。对自己也采取科学态度，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自己是六四开，六成是正确的，四成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对这20年做的事情比较满意。

　　我很幸运，有像杜润生、任仲夷、萧洪达、李锐、杜瑞芝、曾彦修、吴象、李普、林若、朱厚泽、冯健这样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启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这个力量很大，一个人搞不行的。后来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吴思、杨继绳、徐庆全、资中筠、展江、雷颐这批人。如果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这个群体的。

　　另外就是家庭环境和谐。我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没吵过一次架，只红过两次脸，子女们也不错，小有所成。

　　去年那场大病，我在医院住了85天，最严重的时候，我已经想过遗嘱了。一个是有关家庭的，一个是有关国家的。

　　给子女的部分就是说，我走了以后，第一条是要照顾好妈妈，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个正派的人，学会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应。

　　关于国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我有些具体想法，好几条。那时候觉得都无所谓，走就走了吧，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民族，也对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人物周刊：有评价说你们这拨人是“两头真”，你认同吗？

　　杜导正：我们当初参加革命是真干，一心一意，中间这一段就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晚年，思考多了，也有时间了。老年人还有一个好处，对生和死也不太计较，都八十多岁了，老子还怕什么？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国家、民族、老百姓，希望中国未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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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荒芜

是时候收拾下了

1942年春天，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中国第5军第200师的将士们，登上战车，向西进发，踏上了缅甸的土地，由此也开始了历尽艰辛坎坷的一段历程。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通常将缅甸防御战期间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和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这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动员这三支部队共40万大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正如学者徐康明所评价：“这是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五大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和在亚洲大陆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大规模、长时间出兵到邻国与盟军协同作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师援助友邦抗击日本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军事行动。”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这一段历史被长期遮蔽、淹没乃至被遗忘。近年来，尘封的历史越来越多地被后来者发掘，它们唤醒我们，甚至逐渐成为热点和显学。但也许是出于对过去被遮蔽的一种反弹，现在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又充斥着对中国远征军指挥能力、战斗能力与战役结果等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录。我们以为，如果说过去对历史的有意遗忘是对那些人和那段历史的不尊重，那么，现在歪曲史实本身，误写历史，也是另一种的不尊重。

于是，我们决定回到近70年前的历史现场，去认真追踪真相：那些走出国门战斗的将士们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号称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在踌躇满志地入缅作战仅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有如卧薪尝胆在印度苦练，重新杀回缅甸，直到回到祖国把这些侵略者赶走？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怎样……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它们其实仍然尘封在历史的真实深处。

探寻中国远征军的足迹，是从云南开始的。地理上的起点，其实是这段历史的终点。我们去了腾冲、龙陵、松山，翻越了高黎贡山，重新踏上老滇缅路，又在怒江边上的惠通桥上想象当年……无论是腾冲英国领事馆墙上密集的弹痕，松山战场上密如蛛网残留的战壕，还是在国殇墓园看到的一排排牺牲者的墓碑，都让我们感觉到那段历史之惨烈。即便我们后来终于把“胜利”二字写在自己的历史上，但其背后的代价，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根据史料，滇西反击战中，中国军队伤亡6万余人。尽管因为篇幅原因，本组文章未能涉及云南境内的战役，但是这些战役和参加战役的英雄们，也同样被我们尊重，被铭记。

到缅甸之前，这个国家于我们，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因为很早就从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中熟悉了它的城市——同古、仁安羌、密支那……又感觉有了某种莫名的亲近感。我们在缅甸对远征军的足迹的追寻，分成两路。

一路从最南端的仰光，一路向北，同古、仁安羌，直到曼德勒，这其实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日本人一路向北追击的路线。因为相互间的防范和猜忌，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一再被推迟，从而丧失了最佳战斗时机，立足未稳便遭遇强敌。当戴安澜将军率领的200师刚刚到达作战位置时，此番出征要保卫的战略重点——仰光却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此后，中国远征军便陷入被动，中英美之间为指挥权争吵不休、联军互相无法协调，从而使防线一再后撤。对敌情不明又导致中英联军忽略了东线防守，以致被日军长途奔袭攻占腊戍……全军防线全面崩溃。

“热带雨林遮天蔽日，一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天黑了不能行军，就靠大树休息吧，结果早上一看，身边的战友就死了，身上爬满了蚂蟥……”我们在曼德勒采访亲历野人山的94岁老兵张富麟时，提起这一段，他还是痛苦地紧闭双眼……第一次入缅作战，10万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仅剩下4万人。最令人痛惜的是，那些并未死于敌人的枪炮下的年轻生命，却最终被热带雨林所吞噬……

另一路从缅北的密支那开始，它留下来的，则是一段相对愉快的回忆。1944年，远征军就是从这里发起反攻的。密支那是缅甸北部的重要城市——控制了密支那，就控制了中印缅边境，也控制了相对应的制空权。当时在众人皆不自信的前提下，史迪威执意指挥特遣队秘密袭击了密支那，这是反攻的标志性开端。但仅有密支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史迪威为了突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最迫切的愿望是将从印度利多经野人山、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老滇缅公路打通，建立一条完全“违背缅甸自然条件”的东西向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我们顺着这条仍然保持原状的路，到达南米底和孟拱，当年同样发生了激烈战斗的两座小镇，这也是离野人山最近的城镇。

因为缅甸特殊的政治气候，我们没有走到远征军踏足更远的地方，那些地方更艰苦，经历的战争更残酷。沉溺于这段历史的抗战史专家、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叔亚，则在多年中，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完成真实准确的田野调查，借助他一次次不辞辛劳而又有专业水准的调查，我们才能把纷乱复杂、争议不已的远征军撤退路线梳理清楚，也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试图厘清1500名重伤病员死亡之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军抗击日军最大的陆地战场，便是在缅甸；而对英国来说，在“二战”中，缅甸战争是他们在陆上耗时最长的战争。缅甸的地形和气候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其实，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之前，日军对丛林作战也没有经验。日军能取胜，完全是因为士兵的高强度训练和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二战”中的缅甸战场，是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在丛林战中，身边的一切都包含着恐怖，当你以为身边是战友时，冒出来的却是敌人。这让一向倚重于汽车运输的英军大吃苦头——其实严格说，“英军”是一个欠准确的概念，它指从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来的军队。在缅甸的英军包括来自印度多个民族的34万人，印度士兵超过了其他盟国军队的总和。在缅甸，大约有10万英军、9万名非洲士兵，也为这场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了写这段历史而翻看缅甸战场主要交战三方——英、日、中的战争亲历者的回顾，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无论英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觉得缅甸作战经历被本国人遗忘了。英国人抱怨说：本国人的遗忘，是因为政府对缅甸战场的不重视。日本老兵则说：“日本人之所以对缅甸如此冷漠，是由于在昭和十七年（1942）五月以前，日本的战争有如春天的艳阳，太顺利了。”中国的情形呢？那些远征军老兵曾遭到了一场有意识的集体记忆的遮蔽。

但是，相比在国内流血牺牲的抗日老兵们，中国远征军似乎又是幸运的——因为缅甸战场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参与，大量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反观国内的长沙会战、武汉保卫战……我们还能有哪些更直观的视觉资料呢？参加那些抗战的老兵们，又何曾像远征军这样被关注过？

我们在缅甸采访时，遇到不少老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讲起自己的战斗时只有激愤没有伤心，可是提到后来无法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却会像孩子一样痛哭不已，然后满脸委屈地问：“我们当年不是为蒋介石打仗，不是为国民党打仗，是为中国人打仗，我们错了吗？”那个表情让人不忍直视。我们到缅甸采访时发现，普通缅甸人对这段历史的隔膜远远超出我们意外，对流落在缅甸的老兵来说，他们虽然在异域找到了栖身之地，却在精神上永远流浪着……

采访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密支那寻找记载中的50师墓地。如今那里已是一所小学，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闹着，不知道地下有多少来自中国的英灵。老师告诉我们，很多年前翻修学校时，在下面还挖出很多骨头……学校中心的旗杆，是当年墓碑所在的位置。我们在院子里对着这个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想起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心，都被深深刺痛着。

我们所能记录的，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是把本应属于他们的荣誉和尊严还给他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则是把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段记忆还给我们自己。■

一张3000元的存折，这半年来，成为湖南资兴市93岁的郑子煊老人的心爱之物。他时不时拿出来看，就是不舍得用。
这不是一般的3000元钱。2010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拨出专款，向全国12.3万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而郑子煊老人是参加抗日的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老兵。
2011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资兴市10位参加过抗战的“国军”老兵，在家里第一次迎来了中共资兴市委统战部部长、民政局局长等当地“高级别”共产党官员。
在湖南省资兴市，包括10名“国军”老兵在内，共有24人获得这一补助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证实，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也为当地的“国军”老兵争取到了这笔补助。
他们是幸运者。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范围中，全国各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极少能得到这笔补助。
“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但有人遗憾错过。发放补助金的当天上午，94岁的“国军”老兵王法佑的儿子来电说，他父亲刚刚过世了。老人独居在一个廉租房里，上厕所时摔倒而酿成意外。
“中央出来的政策要尽快尽早，要让生存的老兵享受一下。等到最后，政策再好，也就剩一两个人了。”负责此事的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
在抗战中，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政府军队伤亡达321万人。今天健在的“国军”老兵并不多。“关爱老兵网”负责人李明晖认为，四五千甚至两三万人都有可能。

重新佩戴纪念章拍照，郑子煊非常激动，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在“文革”时东躲西藏，最后放在灶灰底下烧掉了。

（何孝刚/图）

 “鱼鳞云断天凝黛，蠡壳窗稀月逗梭。”现代的读者很难想象诗中的情景，手工打磨贝壳制窗的工艺在玻璃大规模生产之后退出市场失传百年，直到最近几年的古建热中才被73岁的嘉善农民许金海恢复。虽然意义重大，但是高昂的价格不易被接受，即便在今年安徽歙县举行的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上有阮仪三的大力推广，古建修复专家们还是要仔细考量性价比，工艺能否传承下来再次被放到了市场的天平上。

                          工作室里的许金海

失传的蠡壳窗

周庄沈厅游人如织，这个七进院落的江南著名豪宅一度变成农用机械厂和十户混居的大杂院。1983年浙江省文化厅拨给2万块钱，沈厅开始了修复工程。为了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当时负责修复沈厅的周庄原镇长庄春地特意跑到有烧窑传统的嘉兴嘉善县找到镇砖窑的厂长许金海定做古法烧制的京砖。窗子却无法恢复到乾隆七年刚建成时的原貌。“蠡壳窗失传了100年，不可能有人会做，恢复不了。”庄春地告诉本刊记者。于是现在的沈厅，中间开门迎客的落地窗上纹样是镂空的，两侧关闭的窗上都镶着玻璃，这不是沈厅主人原来的装潢。沈厅修复工程负责人高梅龙告诉本刊记者。

唯有沿着陡峭狭窄的楼梯攀上走马楼，在一间不对游人开放的房间里才能看到这栋豪宅最完整的样式：窗棂中间巴掌大的一块镂空镶嵌着玻璃，周围由长方格拼成的花纹里都镶嵌着贝壳，经过200多年的风化，原来应该是方形的贝壳周边的棱角变得浑圆，表面有白色和淡黄色的沉淀物，所以透光度并不好。因为掉一块就少一块，工作人员平时都用塑料布把窗子严严实实包起来。高梅龙告诉本刊记者，这是蠡壳窗向玻璃窗过渡的样式，由于当时玻璃昂贵，即便富有如沈家也只能在窗户上用这么小的一块玻璃。而再过许多年，随着玻璃普遍应用，蠡壳窗反倒成了稀罕物。做了50年的古建工程，修了周庄一半以上房子的高梅龙告诉本刊记者，他上世纪60年代从苏州学徒回到周庄时还保留有400多平方米的蠡壳窗现在只有100多平方米，这可能还是江南保存最多的蠡壳窗。

修复沈厅的遗憾或许可以由20多年后的西塘来弥补，站在西塘卧龙桥上就能看到桥边东岸客栈二楼醒目的蠡壳窗，同周围用玻璃加白纸或者磨砂玻璃做成的仿古窗不同，远处看蠡壳窗并不是工业化产品整齐划一的洁白，而是有些黄色的起伏。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照在朝西的蠡壳窗上反射着丰富的光泽。进入房间更是奇妙，打磨得又薄又平的贝壳对着阳光的方向看去很像北方冬天玻璃上结的一层半透明的冰霜，摸上去也是冰冰凉，仔细看那些像年轮一样的弧形纹路才能辨出贝壳的真身。炙热的太阳光穿过贝壳透进来光亮却滤去了热度，屋子里面既明亮又凉爽，甚至还安静了许多。窗外小桥流水，屋里犹如回到那个又浮华又雅致的明清时代。这是京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金海的最新作品，他花了6年时间研究出了失传百年的蠡壳窗制作工艺。

把贝壳经过筛选和初步打磨从厚厚的有淤泥的原始状态变成扇形、半个手掌大的白色半透明原片，说起来简单的步骤却是蠡壳窗制作的核心秘密，许金海和他的合伙人朱跃明为它申请了专利，不方便让我们观看。我们只能看到打磨的结果是贝壳薄得可以用剪刀裁剪但是也要结实得拼贴之后摔打都不损坏。然后许金海就坐在工作台前借着白炽灯光挑出合格的贝壳，许金海告诉本刊记者，除了天然的弧形纹路，那些有明显横纹的都不可以做窗，否则拼起来就像那块贝壳断了一样很难看。

经过筛选的贝壳表面略显粗糙，要经过抛光才能泛起像珍珠一样柔和的光泽。许金海买来抛光机和裁纸机代替手工抛光和剪刀裁剪。抛光后的扇形半成品统一裁成比名片稍小的贝壳卡片。这只完成了蠡壳窗的一半工序，把它们拼贴镶嵌在窗棂上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因为许金海年事已高，眼睛不好，这些都由年轻的朱跃明完成。朱跃明把窗框平铺在桌子上，先在组成一个方块的窗棂上铺上柔软而尺寸相当的竹簧，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贝壳卡片搁到竹簧上刚好填满镂空的地方，每组方块通常都需要两片贝壳，然后贝壳的接合处用透明胶带固定，再把组合好的贝壳用双面胶粘在竹簧上。然后把坚硬结实的竹片也裁成竹簧的长短，覆盖在蠡壳的上面，为了防止竹片劈开用电钻在四角钻出小孔再把钉子敲进去固定。这样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拼贴下来，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同窗框大小相当、同窗的图案相同的贝壳竹片板，然后通过4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插销像镶玻璃窗一样把它固定在窗框上。不直接把贝壳镶在窗框上而是做成贝壳竹片板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拆装，便于清洗。朱跃明告诉记者，不同窗子的样式所费的工夫也不一样。最简单的是明代的满天星，它是单调的棋盘格，只要按部就班地铺摆就可以了。清代富户常见的鸡竖格难了许多，由大小一致的长方格一横一竖拼成的图案不但要用更多的贝壳而且还要考虑贝壳之间叠放的方向，朱跃明告诉本刊记者，一定是上方的贝壳压住下方，这样雨水和灰尘才不会从接缝里漏进来，都是由不规则的三角形组成的乱拼图最难，甚至贝壳都要特别裁剪。

                    朱跃明正在切割制作蠡壳窗的贝壳

从京砖到蠡壳窗

73岁的许金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辆电动车在小镇上骑得飞快。没有生意的时候他过着悠闲的晚年生活，早上到茶馆里同朋友们喝早茶，然后就是搓麻将。搓麻将的时候要全神贯注，连电话都不能接，而坐到办公室的时候，又恢复到了乡镇厂长的精明和干练。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最醒目的是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古建筑和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先生的巨幅题字——“嘉善县古典建筑砖瓦厂”，旁边是许金海作为“京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另外一面墙上是许金海同陈从周先生的学生阮仪三教授在蠡壳窗前的合影。从京砖到蠡壳窗概括了许金海30多年来的事业轨迹。

1938年出生的许金海只念到小学毕业，贫穷无法让他继续读书，童年记忆里只有天不亮母亲和姐姐就要起床打砖坯的辛劳。但是这没有让许金海混混度日，他组织的越剧表演参加过嘉兴地区的文艺汇演，也画得一手好画。因为在集体活动上积极活跃，父亲又是老窑工，1960年开始许金海成了洪溪乡砖窑的负责人，管理着6个砖窑。制砖是嘉善的传统产业，因为出产粘力强、泥质细腻的泥土，嘉善京砖自古出名，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就是用嘉善砖瓦所建。经过几百年的经验累积，嘉善有众多的窑户和窑工，还有身怀绝技的盘窑师傅和烧窑师傅。许金海当厂长的前20年里还用不上这些技艺，他们烧的都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民用红砖，直到1983年为了修复周庄沈厅，庄春弟和高梅龙按照明清文献记载找到嘉善时，许金海遇到了机遇。高梅龙告诉本刊记者，京砖的工艺很复杂，它的形状是正方形，土坯却是长方形，上厚下薄、上宽下窄，土坯脱模时竖放，半干时再定型，装窑和火功也十分讲究。而且手工烧砖很难控制规格，如果一块砖差一毫米，十块砖排在一起就要差一厘米。许金海挨家挨户走访老窑工，烧过京砖的人当时还有不少健在，家里存着砖模，他就接下了沈厅的这单生意。这次合作让庄春地和高梅龙很满意，从此之后几十年周庄重修用砖都来自许金海的砖厂。

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建设热潮里，砖厂的生意很好，一年后才能烧出来的砖都提前开票卖了出去，可是县里砖厂林立，竞争激烈。受到沈厅的启发许金海做了一次市场考察。“我到杭州的灵隐寺、岳坟，还有上海豫园转了一圈，发现许多地方京砖已经碎了，甚至有大殿是用水泥浇后再划成京砖大小，肯定是因为买不到京砖造成的。”考察回来许金海就把乡砖窑改成了古典砖瓦厂，从乡村农民进入了古建行业，用蛇皮袋背着沈厅的京砖去上海找市场。1985年上海南翔古塔重修，拆下的古砖上印着光绪年间嘉善定制的字样，许金海接下了这个工艺更复杂的生意。“南翔古塔每一层栏杆上的砖都有特殊要求，规格一层一变，最小的也要方凳大小，上面雕刻着活灵活现的龙。砖厂从来没有烧过，我就用了半个月时间，与老窑工商量制作砖坯，后来都烧成功了。”

京砖生意不但让洪溪乡砖厂脱颖而出，周边的村民也多了一项生计。许金海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另外一个机遇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村民都想挖鱼塘，原来取土不容易的问题迎刃而解，他把砖坯的订单发给村民，各家各户做好之后再送到厂里。技术好的村民依靠做砖坯都盖起了新房，他也成了当时的致富带头人。“去乡下老百姓都很客气，家家留我吃饭。”

1986年上海豫园重修，在古建界已经小有名气的许金海除了接到方砖和栏杆砖的订单，主持重修的陈从周先生还建议许金海能烧制一块特别纪念豫园重修的京砖。这块巨型方砖有1.22米见方，0.15米厚，450公斤重，许金海找了手艺最好的两户人家做砖坯，不但泥土经过千锤百打质地细腻密实，而且光阴干就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还专门修改了砖窑以便把这个庞然大物放进去。第一块砖坯烧裂了，第二块就是豫园古戏台前那只别致的京砖茶台，上面既有陈从周的重建题字，也写着许金海的名字。因为豫园工程，许金海和陈从周交上了朋友。“乡下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每次去上海就带些陈从周爱吃的土特产，陈从周待我很客气，就像家人一样。”

许金海又继续烧了20年的京砖，镇江金山寺、上海大观园、玉佛寺、豫园、松江方塔、西林塔、杭州岳坟、绍兴塔山大殿、新昌大佛寺、扬州八怪纪念馆、吴镇故居梅花庵、昆明楠园、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张闻天故居等古迹名胜都用他的产品，说出来很有成就感，竞争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我退休之后把砖厂承包下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京砖生意好做就加入到这个行业。我年纪大跑不动市场了，我的徒弟和其他镇的人把订单抢走好多。”

许金海于是找到了古建领域的另一个方向。“2005年我们县里所有厂家的京砖都供不应求，我想这是对古建的重视和旅游业发展造成的。20多年来，我跑了全国那么多古迹看到它们的窗户全是空的，我小时候见过蠡壳窗，如果能恢复蠡壳窗的工艺，这是一个空白的市场。”也是在这个时候为了保护耕地和环境，嘉善县关闭了大部分的土窑，只留两座进行招标作为工艺传承使用。许金海没有参加招标，退出了烧制京砖的行业，转而全心研究失传的蠡壳窗工艺。

               洪溪镇上这户人家使用的以蠡壳窗装饰的碗柜

有市场才有传承

路过一座挨着一座的预制板厂、废铁板加工厂，拐进一个小巷才能看到许金海专门为蠡壳窗注册的嘉善县古香工艺品有限公司，它是在农家小院里建起的火柴盒似的水泥厂房，在周围中式屋顶外贴彩色瓷砖的二层民居里很不起眼，仔细打量才能看出这个简陋厂房里花了心思的布置，门口的房顶垂下一盏蠡壳拼出来的仿古花灯，这不简单是一个装饰品，接通电源白炽灯在蠡壳灯罩里发出并不刺眼的亮光，用来向客户介绍蠡壳窗透光不透亮的特点。墙上挂着各式的窗框，旁边的文字表明都是已经安装蠡壳窗的古迹复制品，墙根还放了一个京砖工艺烧制的米缸，许金海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个简易的展览，为的是向学生们讲解古代的传统和工艺。年过70岁，钱不是最主要的追求，他还想做有意义、有成就感顺便有经济效益的事情。只是实在没有什么生意，大门平时总是紧锁，连周围的邻居也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名堂。

蠡壳窗的失传一直是古建材料的痛处，以至于阮仪三在据理力争保护杭州宋代古宅时曾经把古宅完好的蠡壳窗作为一项重要理由。“江南地区只有在周庄、苏州东山和西山的古建筑上还能看到蠡壳窗，其他地方就很少能看到了，蠡壳窗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一个过程，我们给学生上课，现在就可以告诉他们，明清建筑中的蠡壳窗还能在杭州看到。”在研究蠡壳窗工艺前，许金海也像当年烧京砖一样再次进行了市场调查，他咨询了古建修复界许多老朋友，专家们都认为这很有意义应该推广。

得到这些肯定许金海放心研究，他年纪大不免有些力不从心就说服了两个年轻人加入。合伙人朱跃明告诉本刊记者，早就过了许金海带领村民做砖坯致富的时代，他对许金海的计划并不十分相信，许金海就给了他1000块钱，让他用来买贝壳，这才让他觉得老爷子是真心要做。许金海每天喝早茶的时候打听哪里还保留有蠡壳窗，然后下乡去收购回来。再拿着拆下的蠡壳片去收集各种贝壳，有养珍珠的蚌壳，也有餐桌上常见的扇贝，但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发现这些贝壳透明度不够，不是蠡壳窗的原料。朱跃明从家里贝壳工艺品得到启发，又到上海贝雕厂寻找，在那里他找到了相似的贝壳，但是贝雕厂的价格太高，许金海的团队承受不起，朱跃明只好自己跑到海南岛一个渔村一个渔村地打听。“这种贝壳肉不多，不好吃，一般是做饲料，收益不高，因此渔民们都不去打捞，在渔村很少见。”许金海告诉记者，他们从海南岛买了一吨半回来，听起来虽然数目可观，但是只能用较平的那半，再加上精挑细选淘汰一半以上，如果市场顺利，这些只是一个零头。“我们最开始用机器打磨，可是这么大的贝壳放进去几秒钟拿出来就小得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了，根本不能用。所以只能请工人用手工打磨。为了节省人工费和打磨质量好，我们一般雇佣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许金海说。材料费、淘汰率和人工费让蠡壳窗的成本极高，根据行家高梅龙的估算，按照他手里100万元左右的修复工程，如果用玻璃窗价格在3000元到4000元，如果用蠡壳窗价格高达2.5万元。申请专利成功之后，另外一个年轻人就退出了团队，许金海和朱跃明以60%和40%的比例出资维持。许金海年纪太大，朱跃明就拿着许金海20多年积累的一塑料袋名片拜访客户。

       西塘古镇上这家客栈使用的就是许金海制作的蠡壳窗

 西塘的卧龙客栈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从客栈装修开始，许金海就拿出了当年去上海跑京砖市场的劲头，跟朱跃明轮番游说，客栈修了快两年，他们也说了快两年，从最开始帮他们修理风化斑驳的古蠡壳窗到打6折定做。客栈老板也在这两年里被灌输了许多的古建知识，意识到蠡壳窗的好处和意义，在临街的两层全安上了许金海的作品。唯一遗憾的是因为第一次做成品固定蠡壳的竹条都是浅色的新竹，跟岁月打磨沉淀了百年的民居颜色差距太大，许金海又联系了专门做旧的工厂定做了一批竹签。周庄是许金海进入古建领域的开端，也有他几十年的老朋友庄春地和高梅龙，可是因为成本太高，朋友们的帮忙也有限。庄春地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把沈厅这样已经修复的古宅换上蠡壳窗不现实，光沈厅就有500多扇窗，钱是不得了的，而且不一定非要把古宅恢复到最原始的面貌，特别是在窗子上。高梅龙也只能在客户爱好古建筑又不在乎钱的情况下推荐使用蠡壳窗，就像他目前修复的一个民居，客户已经在购买和装修古建筑上花了几亿元，唯一的要求就是效果好。高梅龙得到允许在这栋3间的明代民居里用了20平方米的蠡壳窗，这已经是许金海最大单的生意之一了。

更多的时候是碰钉子，许金海好不容易给西塘纽扣博物馆做了4扇蠡壳窗，可是旅游公司不许安装，因为他们把房子租给纽扣博物馆的时候窗子已经换成玻璃的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古民居的原样，动不得。他又瞄上了西塘古建筑群外的一座四星级酒店，70多岁的老人跑了许多次，酒店还是更偏爱现代的玻璃幕墙、落地窗。灰心的时候许金海告诉本刊记者，他打算把专利卖掉颐养天年，可是下一秒钟他又说自己不甘心，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怕别人不能把这项工艺传承下去。朱跃明也在坚持和退出之间纠结，他做服装生意赔得倾家荡产，东挪西借才凑齐蠡壳窗的启动资金，本来想以许金海的人脉和理论上巨大的市场可以让他东山再起，可是现实的惨淡经营不得不让他去打零工维持生活。他总是讲许金海当年背着京砖跑市场的经历，既说给记者听也像在说服自己。今年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委员会上，阮仪三邀请了许金海和朱跃明带着蠡壳窗参加，把这项重新研究出来的传统工艺介绍给全国的规划师和规划局长。会上不少地方都对蠡壳窗感兴趣，可是到了花钱安装的时候就要经过谨慎的层层审批，回来一个月了许金海还未等到进一步的音讯。

现在许金海能盼望到的还是来自老朋友们的支持，庄春地告诉记者，周庄年底即将完成的三进式清代民居冯元堂将把全部100多扇窗户换成蠡壳窗，完全恢复到清朝原貌。与许金海有多年交道的同济大学建筑学院也即将在规划的无锡荡口古镇上采用蠡壳窗。规划负责人林林告诉记者，荡口古镇是华蘅芳、华君武、钱穆、钱伟长的家乡，10公顷的老街全部换上蠡壳窗造价太高，但是会在义庄、花蘅芳故居这样的名宅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