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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88岁的中国文物保护研究学者罗哲文去世,他是梁思成的营造学社里培养出的最后一位古建筑专家。
罗哲文

营造学社的特殊选择

1940年夏天,四川宜宾《金岷日报》上刊出一则招员广告,中国营造学社需要招收一名擅长美术、书法的练习生,协助专家们整理资料和测绘古建筑。在报考的几十名考生中,16岁的罗哲文被录取了,由此他成为营造学社培养出的最后一名古建专家。

1940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开始陆续内迁至宜宾的小镇——李庄镇,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到原地,当时的宜宾也因此同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营造学社创立于1928年,得到了美国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对华专项基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创办人是朱启钤,曾在清朝末年和军阀政权中担任要职,担任过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朱启钤利用自己在北平的号召力,邀请了社会各界参与到营造学社中来,包括财界、政界、学术文化界、建筑界知名人士和营造厂商等。1930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营造学社得到各方照顾,参与了大量古建筑维修工作,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一起修缮了北京的大量古建筑,逐渐成为国内古建筑研究和维护方面的领军力量,在当时,任何官方机构都无法与之相媲美。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夕,中国营造学社计划南迁昆明,朱启钤没有随学社前往。在战火中失去资助的营造学社陷入低谷,社员骤减,仅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

古建专家罗哲文

在此条件下,罗哲文进入营造学社。李庄时期的营造学社是其最灰暗的阶段,条件窘迫,人员招聘的门槛必然放低。罗哲文出生于川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高中肄业,家境尚可,在战乱中并没有太理想和急迫的职业选择,愿意接受这份薪水不高,只是“练习生”级别的工作。在罗哲文之后加入营造学社的王世襄,家境和学历了得,最终还要凭借哥哥王世富与梁思成的私交关系才得以进入学社。除此之外梁思成在李庄收的另一名徒弟是当地巨头罗南陔的七女婿洪慰德——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不过在梁思成看来,这位走后门进来的徒弟并不被他看好,梁在拜师酒宴上说道:“罗哲文给我写、测绘,增加了我手的功能,外出时我腿脚不好,洪慰德好扶助我,助我脚力。”

从此,这个当时国内最顶级的建筑专业学术社团开始对没有任何建筑学基础的罗哲文进行了数年研究生式的专业培养。在进入学社半年后,梁思成看到罗哲文绘图比较好,把他调入自己的法式组,参与实地调查工作。营造学社的李庄时期由于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野外考察,罗哲文的测绘工作并不多,除了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绘图、测绘螺旋殿之外,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学习包括测绘在内的理论知识。罗哲文曾经回忆道梁思成对他手把手的教导:“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术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给,并着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仅仅是能够绘画,还远远达不到建筑测绘的要求,尤其是绘图中的几何关系是罗哲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林徽因很快发现了罗哲文在测绘方面有培养前途,把他调到梁思成手下也是林徽因的建议,罗哲文曾经回忆林徽因:“当时学社招考的只录取了我一人,所以她特别关心,叫我用心学习,还说莫宗江、陈明达先生进学社时比我还小,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了。说我只要认真学习,一定能赶上他们的……最后她拿出梁思成先生所著《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给我,她说这是学习中国建筑的入门书,是梁先生根据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其他专书资料,并采访请教了许多老工匠师傅们整理出来的,许多名词术语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弄清楚。告诉我把它的文字和图版对照看就容易懂了。60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在翻阅、查询这本书。”在学术地位崇高的营造学社里,林徽因鼓励从零开始的罗哲文,给他推荐适合启蒙阶段学习的书籍,对没有建筑基础的罗哲文帮助更加直接。“在当时学社的工作人员中年轻者居多,她鼓励我们要学外语和文学艺术,她说建筑与文学艺术是共通的。她主动教我们英语,为我和莫宗江先生讲过英语课,但由于她身体的原因,只是开了个头。最使我难忘的是她鼓励我们学古典诗词文学,她知道刚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来学社的卢绳先生古典诗文很好,就让他为我们讲古典诗词文学。”

1945年营造学社迁回北平,罗哲文虽非聘用人员,但因得到梁思成、林徽因赏识,准许一同返回北平,并成为营造学社的正式成员。梁思成促成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后,中国营造学社与之合并,成立中国建筑研究所,罗哲文担任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并成为中国建筑研究所的研究生,在工作之余旁听了很多清华大学的相关课程。在清华大学期间,梁思成编辑《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设计国徽、美军轰炸日本时绘制地图圈定奈良古建筑等重大事件中,罗哲文都有所参与。在营造学社的岁月里,罗哲文基本上都是学习知识和扶助梁思成的工作。

古建专家爱上长城

1950年,罗哲文调入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在离开梁思成之后,罗哲文从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转到古建筑维修保护工作。
“梁思成的思想都是正确的、超前的,但很多都没做成,但罗哲文很多事都做成了,连保护长城这么大规模的事都做成了。”中国长城学会理事李庚这样评价,“罗哲文的意见是以用为保,虽然他年龄很大,但并不保守,他同意合理地旅游开发,但不要过度。专家往往清高,但他总是乐乐呵呵的,没有架子,做决定的时候也愿意采纳别人的意见。”李庚与罗哲文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城保护工作中有颇多接触,而在此之前,罗哲文早已在长城勘察和修复工程中工作了多年。1952年郭沫若倡导了新中国第一次长城修复,罗哲文的长城保护生涯由此开始。李庚说,罗哲文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如何上长城,那时还没有汽车,坐火车到居庸关之后,罗哲文从老乡家借来毛驴,要骑大半天时间才能到达八达岭的山顶,接着在寒风中枕着荒地过夜。50多年来,罗哲文是国内对长城考察最为全面的专家,走过的长城遗址最多,甚至在2003年79岁高龄时,成功穿越了罗布泊,肯定了罗布泊汉长城的存在。其实在2001年时,罗哲文已经根据史料做出罗布泊以西地区存在长城的论断,但他仍坚持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判断进行实地考察。

长城的每一次修复考察都有罗哲文的实地参与和专家指导意见,他作为专家的身份在进入国家文物局时就形成了。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吴梦麟向本刊记者回忆道,1960年北京市对市内18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察时,罗哲文由国家文化部派来进行工作指导。“每次去现场考察他几乎都会参加。去考察卢沟桥期间,下午他总会打电话过来问,你听天气预报了没有,如果天气好他就会安排好明天什么时候在广安门哪个车站集合。”从1952年开始,他直接主抓了濒于倒塌的赵州桥、应县木塔、八达岭长城、山海关等古建筑抢救保护工作,以及云绘楼、永乐宫等古建筑的搬迁工程,还与其他专家一起发起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

除了大量古建筑修复工作之外,罗哲文的另一大功绩是推动了中国申请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1985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和罗哲文四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当年12月16日,中国正式加入该公约。罗哲文亲自参与了第一次申遗工作。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曹南燕告诉本刊,黄山是第一批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之一,准备过程中的每一次考察罗哲文都会参与,凭他的专业眼光对黄山的价值进行定位。第一次申报没有经验、没有范本,罗哲文直接参与到申报文本的工作中。曹南燕回忆,当时国内连A4纸都没有,申报文本是印刷厂一张一张裁出来的,由于时间太紧,照片都来不及印到纸上,只好用透明胶贴在上面,图片至少有150张。文本送到巴黎之后得到对方反馈,文本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管理计划”,罗哲文带着申报小组赶紧研究出12条对黄山的管理计划项目。由于时间限制,文本已经来不及邮寄到法国,曹南燕通过外交部的关系,请求当时一个赴法的信使把完整的报告交到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这个项目最后被教科文组织评为该批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的遗产申报中最出色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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